都十二月初了，海地还是很热，白天有90度，晚上也有70度。我们的房间在楼顶，空调坏了，只有一个风扇，在不断地搅动热风。夜幕降临后室外已经开始凉快起来，可是室内还是很闷热。怕蚊子攻击，不敢开门通风。一个窗子的纱窗也烂了，开窗等于给蚊子疯狂吸血的机会。不开窗呢？如同在火炉里慢烤一般。虽然身体很累，也无法入眠。辗转反侧，起来洗个冷水澡，好像在电风扇吹下凉快一点，可是不久又恢复现状，身子热得烦躁。又洗第二次澡。就这么折腾着，到凌晨四点，终于忍不住，把门打开，让凉空气进来。宁肯被蚊子包覆盖，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烤熟的红薯。
坐在门外的椅子上，让月夜把我包围起来。那个月色哟，银白静谧。远处的lake Azuei湖面闪闪发光。凉风习习，吹去一身的燥热，慢慢地，凉快起来。在这个夜鸟不惊，猫狗俱眠，月光如水，天穹之下，我一人独自清醒，尽情享受这一个时刻。这也是海地给我的礼物了。
天开始亮了，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。远山的山头，已经有了一点阳光色。于医生也起来了，和我一道静静地看着这个村庄的早晨。不久，徐医生也从二楼上来了，和我们一起欣赏山村的日出。那么安详，一股平安流进心窝。我们三人手拉手，一起祷告。
想到一夜未眠，一整天的手术安排，不会打瞌睡吧？于医生很担心我。我安慰她说，神是我的力量和帮助，不用担心的，今天你将看见神在我身上的保守。
第一个病人是31岁的工程师。阴囊积液已经越来越重了。他最担心的问题是手术以后还能有孩子吗？原来他已经订婚，准备两个月后结婚。一两个月前从女朋友那里知道Make Men Smile项目将到太子港附近的手术中心做义务的hydrocelectomy,很想根除
这个囊肿累赘，又怕以后不能有孩子。来术前咨询的时候，Dr. Jolius医生告诉他不必担心。所以他就来了。当我问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。当然，徐思海医生高超的技术，不会给他的生育带来任何影响的。
这是这几天里学历最高的一位病人。有不少病人文化水平很低，终身都是农民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在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，只能用拇指按印来签字。也许因为他是知识分子，不是劳力者，所以他的心率要比其他的病人稍微快一点。
我对他有这样的学历，感觉到很惊讶，就问他的家庭情况。他总共有七个兄弟姐妹，他是排行老三，他的哥哥姐姐还有他的弟弟妹妹有五位都从大学毕业。这样的家庭是非常少的。我就问他父母是不是很富有，他说并不是。从小他就有这样的志向，要成为一位医生。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开始，他就出外打工，挣一点零用钱，好给自己以后上学用。等到高中毕业以后，因为实在是凑不够上医学院的钱，就改为上普通大学，学工程。
他不仅仅会讲当地的语言，还会三种其它语言，英语和法语和西班牙语。他用英语和我交流起来没有很大的问题。
他还是一位基督徒。大概是18岁的时候就信主。如今工作再忙，星期天也尽量去教会，星期五晚上还去参加圣经学习。我和他交谈的时候，感觉到他是一个常常感恩，充满喜乐的人，我真的非常喜欢他。我开玩笑说，他是我今天的男朋友，又帅又聪明，使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第二个病人最近有些咳嗽，脸上还带着一个布口罩。这是唯一的一位戴口罩的病人。上个星期，他曾经发烧一天，并且自从那以后开始一直持续不断地咳嗽。除此以外，他没有其它症状，也没有乏力疲倦、味觉嗅觉减退、呼吸困难等。翻译对我说，这发烧可能都是一个主观的感受，他自己连体温计都没有，根本上就没有测量自己的体温，所以不知道自己的体温怎么样，只是觉得身子比较热。他周围的人也没有类似的症状。当时我就想到有没有可能是COVID 19?虽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，在这里也没有检测的方法，但是他的症状体征和病情的发展都指向可能是感冒或者是支气管炎。肺听诊的时候右下肺有一些啰音，偶尔还有一些哮鸣音，其它部位的呼吸还是清晰的。血氧也正常。
如果这个病人是在美国，那么可能我会考虑取消这次的手术，让病人去做一个Sars-Cov-2的检查，毕竟这是择期手术，不是急诊手术。可是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，因为这项检查在这里的外科中心没有，也许到太子港的一些比较大的医院才可能有。错过这个机会，以后也许很难再有机会做这个手术。这样的手术一般来说要交50美金，这对许多家庭来说，是个很大的数目。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做手术。况且他的症状也已经比较严重，对他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影响。基于这个考虑，我们还是给他做了手术。尽管在手术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带上N95,带上目镜，并且手术室里其他非必需的人员通通都不要进来，包括翻译，以减轻可能的传染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。术后我把他带到观察室，只是用一个屏风，把病人和其他人分离开来。其实在一个大房间中和其他人有没有办法严格的隔离。
等我把下一个病人在带进观察室的时候，看见这个屏风已经被挪掉用于其它地方了，这个病人其实和其他的病人根本上就没有任何隔离，这就是现实。如果这个病人真的是有新冠感染的话，那么传染其他病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
徐医生和于丰医生他们都穿上手术服，可是我没有，因为舍不得用。这些手术服都是从美国带来的，所以我所有的隔离设备就是一个N95，一个护目镜。手术结束以后，我赶紧回到宿舍处洗澡洗头，把衣服都换了。对于新冠，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以后，剩下的就交给神了。我相信祂必然保守。
幸运的是，我们接下的几天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，外科中心的其他员工，也都没有新冠的症状。
对于海地的新冠疫情，感染率应该远比美国少，这固然有检测不够，可能也与海地天气炎热和交通有关。一个人要感染病毒，除了自己身体的免疫外，也与接触病毒的时间长短，吸入病毒的剂量，病毒在一个空间的浓度有关。因为天热，海地人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开窗通风的，其实他们的窗子，也就是一些砖头拼起花样，中间都是空的，以便于通风。有玻璃窗的房子并不多，除了有空调的房间外。因为通风透气，所以病毒在室内的浓度也会减少。海地人很多住在山区，人少，空气新鲜，当然病毒的浓度和传染也少。加上交通不便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，这也减低了传染途径。
注：至今，海地有10,963名确诊为COVID-19的病人，死亡人数240，死亡率是2.19%（截止到1/20/2021）。
我们在疫情中还敢到海地义医，这除了信心外，也对海地的疫情有比较客观的估计。虽然我们来海地前所得到的的信息都是比较片面不全的，但就这些信息，徐医生认为海地的疫情应该远比美国少，所以我们到海地去被感染的机会，（除了机场和飞机上有比较密切的人与人接触外）应该比在美国到商店去的机遇小。我们只要戴N95口罩，用senitizer,勤洗手，危险应该不比在美国更大。
第三位病人是一个牧师，他一个人牧养两个教会，他还是一个半职的汽车司机。他住地离这里比较远，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路程。他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，他每回答一个问题，结尾都要加上一句谢谢。我问他有什么症状没有，这么大阴囊积液，影响他行走，性生活，开车吗？他说都没有。我就问那你为什么还做手术呢？他说因为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因为海地热，通常穿的都比较单薄。我能理解他的感受。我问他布道时候都在讲哪方面的内容呢？他说都是福音。
第四个病人是年纪最大的病人，他说他有96岁了。这在海地平均年龄大概60多岁的人中，算是非常非常高龄的了。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，可能是1924年，他的家人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也记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。这个病人除了有双侧的阴囊积液外，还有比较严重的腹股沟疝气。hydrocelectomy倒是不难，很快就做好了。倒是这个巨大的疝气，修补不容易。在这个地方，不能用mesh,因为根本就没有。即使有mesh,也不太敢用，因为一个异物植入，总会担心感染，尤其是大部分病人的营养欠佳，很瘦，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。
腰麻我给了12.5毫克的bupivacaine,达到T4水平。在做hydrocelectomy的时候，病人没有任何痛觉。到修补腹股沟疝气的时候，可能因为牵拉肠子，病人感到不舒服。我小量给一些ketamine，不久病人就产生dissociation effect,有点谵妄，烦躁。我再让徐医生在局部给一些麻药，来弥补一下。
对于主攻美容外科和诊所手术的徐医生来说，腹股沟疝气修补并不是他的长项。在修补这个巨大复杂的腹股沟疝气时，进展慢起来。这时，中心的外科主任Dr. Peterson很有礼貌地征求徐医生意见，可否参与手术，一起修补腹股沟疝气。修补腹股沟疝气对于Dr.Peterson来说，是熟门熟路，他经常为当地病人做这些手术。徐医生很愉快地同意了。于是我们看到两国的医生互补长短，一起和睦合作的场面。手术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
在美国很讲究病人的隐私，但在海地，隐私保护的概念不能说没有，起码很稀薄。在术前检察室，有两张病床，两个病人都在上面。当我们做问诊检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病人也同时看着听着。在康复室里，两排病床，一共8个床位，有术前术后的病人，每一个床之前的相隔很近，相互都能看得见。在做外阴检查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自动形成一个身体分隔，稍微遮挡一下，给病人一点尊严。
不少病人没有文化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。麻醉知情同意书和外科手术同意书都是联合在一起，病人用拇指按一个印，就代表他们同意手术了。
手术室的一位年轻漂亮的护士名叫Venessa,我们都很喜欢她。我们想用Creole语说“我爱你”。这发音很像“喵喵喵”。“Vanessa, meow meow meow.”笑死人了！
嗯，手术室里也不全都是严肃的，开心愉快的时候也不少。
这一天我共给6位病人麻醉，团队共做了11台手术。早上8:45开始，晚上将近9点才下班。一天下来，也没有打瞌睡！神真的有怜悯。
出得门来，凉风习习，真舒服！云层里，月亮时而露出，时而躲藏，和我们捉喵喵。
想起我们今天所学的一句 Creole 语，喵喵喵。难道月亮也用实际行动对我们表示“我爱你”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