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间的空调坏了。开着空调，只听到机器响，却一点凉意都没有。整晚吹着电风扇，在噪音中睡过去又醒过来。半夜实在热得不行，去洗一个冷水澡。也只能是冷水澡，没有热水。因为供电不足，整个客栈只有主卧室和二楼的一个客房的空调还能用，其它房间的供电都不充分。一个晚上就这么折腾着，睡了大概3小时吧。于医生与我同一个房间，她睡得很甜。我干脆起来，洗漱好出门。
东方已经发白，几朵红云懒懒地浮在天上，一只大白公鸡，扬起骄傲的头，报晓。于丰医生，徐思海医生和我一起感恩祷告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早餐比较简单，香蕉的皮还是绿的，我以为还没有成熟，打开皮一看，里面已经熟了。一杯果汁，两片pancakes。徐医生要在病人出院前查房，我们就往外科中心走去。
外科中心外面，树下挂了很多绳子，用来晾被单。这勾起了我对小时候国内乡下的记忆。初中的时候，妈妈在公社卫生院工作。卫生院的院子里也经常这样晾挂被单，在阳光下通透明净。
大部分病人都办了出院手续，离开了外科中心。但是昨天我的第一个病人还在，我就和他拥抱一下，合影。
到手术室去准备，结果插座没有电，等了好一会，这里的一位麻醉师走过来，才把问题解决了。原来，为了省电，当一天的手术结束以后，手术室都关灯，麻醉机也关了。
第一个病人是十七岁的孩子，看上去和9岁的孩子差不多。这里的术前检查，基本上形同虚设。没有心率、血压、身高、体重的记录，更没有病人的病历。我只能大致估计这孩子的身高体重，估计麻药的用量。这孩子有先天性睾丸鞘膜积液，虽然不是丝虫性的，我们也给他做了手术。手术并不复杂，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但是，病人非常害怕紧张，脊柱有比较严重的侧弯。腰麻打好以后，大约在T8的水平。按道理，这个麻醉水平，对于这个手术时足足有余的，但是病人太紧张了，加上语言交流障碍，术中不太合作，血压升高，并呕吐了。看上去是anxiety attack。这里的镇静药只有 diazepam。因为康复室没有固定的护士，也没有检测仪，所以我给diazepam的时候，都是小剂量。等到把他放到病床上時，马上镇静许多。看来，在镇静药中要加上一条：病床。
第二个病人大约59岁，巨大的右侧疝气和睾丸鞘膜积液。这个疾病已经折磨了蛮长的时间，以致他不能继续工作。手术中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，疝气中有小肠和大肠，而且都有比较严重的粘连。这个手术分两部分，疝气修补和hydrocelectomy，由徐医生主刀，Dr. Joliu配合一起手术。麻醉由当地的麻醉医生提供。时间也比较长，腰麻都几乎消退了，病人开始感觉到疼痛。他们就用ketamine,fentanyl来稍微增强麻醉效果。几乎要全麻了。全麻就会比较麻烦，不仅要手工帮助呼吸，呼出气体的检测也不是很好，这个手术室连呼出二氧化碳检测都没有。因为两位医生同台合作，我这边的手术室暂停手术，我就到另一个手术室去，给当地的麻醉医生顶替一下，让他们休息一会。我们之间合作很愉快，他们也常来看看我需要什么没有。我很喜欢与他们一起工作。
第三个手术病人58岁，症状是有时候影响泌尿。我发现这些病人都比较瘦，胖子不多。可能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关系，他们的心率都比较低，在每分钟40-50跳之间。而且他们平时都不去看医生，身体有些毛病也不清楚诊断是什么。还没有见有几个人酗酒吸毒的，可能所见到病人少，或者连饭都吃不饱，这些奢侈品也就付不起的缘故吧。
这些病人的脊柱大都不是很正常，第三个病人的脊柱基本上因为骨质增生，椎间隙很小。但是神怜悯，一针扎下去就有脑脊液出来了。我想，多数病人脊柱的异常，是否与从小就头顶重物有关？
一般来说，义医要带齐所用的一切用品，比如手术衣、无菌手套、N95、口罩、鞋套、手术铺巾、针、包扎纱布、胶布、麻醉用的针、甚至打静脉滴注的针。今天我问这里的护士，有没有酒精擦，alcohol wipe,结果他们给我一大罐酒精棉球！很难说这都是无菌的，因为我看见他们直接用手往里拿酒精棉球来清洁皮肤打静脉。我自然不敢用这些棉球擦再次用的bupivacaine 的瓶盖。再问他们要酒精擦，又等来好一会才拿到，原来他们几乎把仅有的酒精擦都给我了。
我对义医的经验不足。在美国工作时间长了，对医院里的药物、器材和其它需用品，都顺手可得。但是到了海地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我学会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。下次来海地，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要带上。
在美国，很多药都是一次用的，但是在这里往往剩下的药都舍不得扔掉，用胶布盖起，下次再用。这样的药有atropine, sux, rocuronium,atracurium,vecuronium, decadron, protamine , ketamine, fentanyl等。
一瓶30毫升的bupivacaine,一次用2毫升，也要多次用。的确，能省一点就一点。我在每天结束手术时就把剩余的药扔掉，不想留到第二天再用。
抗菌素也要带,不过为了减轻托运行李的重量，抗菌素用 Keflex口服，术前服500克，术后再继续服5天，一天两次。我还是习惯开刀前给一克的Rocephin,或者1克的Ancef IV.
病人打了腰麻后，通常都会发抖。可能因为海地天气热，所以这个手术中心里没有加热的毯子。病人冷了，加一件衣服。其中一位病人抖动得很厉害，虽然给他盖上了手术衣，也不顶用。怕影响到徐医生做手术，我就抱着他，和他说话。没有demorol。
语言障碍是一个问题，他们的语言是Creole。但是我们很幸运，有俩位专门陪同的翻译。唉，要是我能说他们的语言不是很好吗？
病人通常都很能忍耐，除非很不舒服，也不抱怨，都忍着。我做完腰麻后病人都是清醒着的，没有给其它镇静药，除非有Anxiety attack。这和在美国做麻醉是不一样的。在美国，即使打了腰麻，除非是做剖腹产，其它的手术，都要给病人继续注射催眠药品，使得他们在手术中都睡眠，直到手术结束。我们给他们带去一些麻醉用的propofol,当地的麻醉医生可高兴了。这些药品很缺，都留着做全麻诱导用，舍不得用在sedation上。
这里的卫生条件比较差，手术室和术前检查室只隔一扇玻璃门。有一天，一个苍蝇飞进来，技术员顺手抄起蚊蝇拍，这个蚊蝇拍就挂在静脉注射液的柱子上。看来苍蝇入侵的事还比较常见。我们紧张地看着手术区，不让苍蝇飞进，污染了切口。我突然发现麻醉医生的工作还包括赶苍蝇！
今天一共做了11例手术，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半，中午半个小时午饭。连续12小时工作。两个手术室同时开，另一个手术室的外科医生是当地的泌尿外科医生，麻醉医生也是本地人。有问题他们就请教徐医生，我们有很好的合作。这些病人都是这位Dr. Joliu通过很多途径找来的，术前也都有过筛选，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，也都做了一些简单的影像检查。不少人就住在外科中心附近的山村里，也有些病人从远处来，车程都有几个小时。
记得主耶稣说过：施比受更有福。我越发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。我们千里迢迢来海地义医，好像是祝福别人，岂不知道我们自己更受祝福呢？看到这些病人的家境远远比我们差，他们且能忍耐，我们真没有理由抱怨了。我们常常追求我们没有的东西，却很少想到珍惜我们已经拥有的。我上班的时候，经常看到员工为一些事抱怨。抱怨就像一种传染病，不久就让周围的人都开始抱怨起来。人们喜欢比上不足，却忘了比下有余。其实，当我们想到世界上有许多比我们更艰难困苦的人，我们就当知足常乐了。态度的改变，使得我更喜悦，更珍惜生活。
义医，也让我能接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们的这个团队虽然小，大家也都情投意合，一心一意想着让更多的病人得到医治。个性各异，难得的是同心同行。我珍惜与神同行的甘甜。
这两天的病人，除了最后一位的脊柱正常以外，其余的都有一些侧弯变化，给打腰麻增添了几分困难。神奇的是，一针下去就能见到脑脊液！非常顺利。这倒不是我的技术如何，真是神的怜悯。
通过和病人和翻译的交谈，能够了解一些海地医疗的情况。这里的人除了很少人有医疗保险外，大多数人都无法支付医疗保险。如果要看病做手术，那么要先交钱。如果没有钱，那么就回家吧。通常一个hydrocelectomy,费用是50美金，这相当于一个海地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！普通人家肯定担当不起。而我们来为他们做手术，解除他们的痛苦，看到他们眼里脸上的笑容，我们心里是何等的高兴呢！这种喜悦，是世界上所有的钱都无法购买的！
